长久以来，新加坡一直给人“文化沙漠”的印象，然而至二十世纪末，新加坡逐渐发现文化与艺术在经济发展上的潜力，社会上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的声音也自微弱转为宏亮， 2000 年 3 月，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提出一份“文艺复兴城市报告：文艺复兴新加坡的文化与艺术”，以发展为如墨尔本与香港等地区性的文化中心为短期目标，以发展为如伦敦、纽约等文化资本城市为愿景，提出由建设文化硬件基础的阶段步入开发软件建设阶段的建议。而为提振新加坡的经济成长， 2001 年 12 月，新加坡政府成立经济检讨委员会（ Economic Review Committee ）以检讨新加坡的发展策略，并制定未来发展方向，此委员会之下又依不同产业分类分为七个小组委员会，其一的服务产业委员会则由八个工作小组组成，而创意产业工作小组（ CreativeIndustriesWorkingGroup ）为其中之一。以英国创意产业定义为基础， CIWG 经过九个月的研究，于 2002 年 9 月提出第一份针对新加坡而拟定的创意产业发展策略－“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推动新加坡的创意经济”。

CIWG 的这份创意产业发展策略基本上采用英国定义，而提出 CreativeCluster （创意聚落）的概念，以三个重心来发展新加坡的创意产业：文艺复兴城市 2.0 ；设计新加坡；媒体 21 。

1 ．“文艺复兴城市 2.0 ” 是延伸 2000 年文艺复兴城市的规划而来，此 2.0 计划建议公部门集中资源以发展文化艺术基础建设，藉此培养创意人才与观众，就经济发展的角度，由几个相关部门共同合作开发文化艺术活动的经济潜力，包括新闻与艺术部及新加坡旅游局都涉及此计划。除了公部门的参与外，文艺复兴城市 2.0 建议发展创意市镇（ CreativeTowns ）以整合艺术、商业及科技的概念来规划地方发展，并建立当代博物馆以展示各国的当代艺术设计，同时推广艺术与文化创业精神。

2 ．“设计新加坡”的概念是以设计能力来增加新加坡企业与国家竞争力，藉由于不同层面的设计为新加坡增加价值，这个规划包括协助企业将设计视为一种工具来规划商业策略，以刺激创新与经济成长。就国家的层次来说，则建立国家设计局以鼓励设计专才、商业界积极发展使用设计，以由上而下的带领产生协同效应，提升设计能力与质量，形成有力的设计网络。

3 ．“媒体 21 ” 则试图在新加坡形成一股活络的媒体生态，以建设新加坡为一全球媒体城市。在此概念下，新加坡以建设一个同时具工作、生活、玩乐与学习功能的城市为目标，鼓励实验与创新来发展高附加价值的媒体研发与制作，同时定位新加坡为媒体的交易中心，以各种优惠方案吸引媒体资本进驻新加坡。另外新加坡将拓展海外市场，透过与外地人才及企业的合作，将原本仅在国内销售的媒体内容出口到其它国家。

综观新加坡的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文化艺术、设计与媒体的重心相当清楚，除了硬件上的规划，新加坡也自教育方面着手，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推行艺术文化的发展，同时提拨奖学金培育人才，另外就此三项重心提供基础设施，以建设及制度面着手发展创意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久以来对于经济发展的关注，一个地区的文化气质恐怕无法仅靠硬件或制度来培养，新加坡的创意产业策略一如其国家发展的方式，以严谨的制度面着手，却缺乏培养当地居民对土地认同或文化认同的软性诉求，就情感的连结上来说，属于新加坡当地特色的文化性格仍然太薄弱。

2002年10月，斥资新币6亿（新台币120亿）的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正式开幕，此艺术中心位于滨海公园，占地 6 公顷 ，包括了含纳2000个座位的戏剧院与 1600 个座位的音乐厅、可容纳 220 人的的小剧场、 250 人的音乐室、户外剧场与三层楼高的购物中心（EsplanadeMall）。Esplanade之于新加坡，是一种野心的展现，代表新加坡努力于提升文化艺术气息的成果，是与世界接轨的文化桥梁，也代表形塑新加坡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性艺术城市的象征。然而其过度包装的规划被批评为「中央集权者企图制造对于美的商业狂热」，并被质疑新加坡政府仅是以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文化艺术。

以西方的思维而建立的创意产业，就本质上而言或许在大多数国家都说得通，然而亚洲国家在导入此思维时，还要考虑到东方与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与亚洲国家中央集权的倾向，以新加坡来说，新加坡政府的威权性格很容易陷入同时以西方思维鼓励创意但又权威式地缺乏弹性而抑制创意发展的矛盾，严格的法令限制使某些大胆创新的艺术创作受到压抑，而因政治与社会考虑所致的限制是否会影响艺术发展，也是新加坡国内仍在讨论与争执的，值得思考的是，言论或表达在有条件的自由之下，创意的流动是否真能因设施或制度的发展而如策略报告上的数字一样令人振奋？当然对我这类崇拜民主自由的人而言，有限制的言论与表达自由是扼杀创意的，以这种角度来看，是否代表亚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倾向中央集权管理的国家，在发展与管理创意产业时，需要重新思考其定义甚或改变所谓西方创意产业的本质？